台灣創用CC計畫 - 著作權法

公眾領域帶給社會、創作者與使用者的價值

dkoooh — Tue, 08 Dec 2015 01:23:27 +0000

柯俊如 /文

著作權法讓創作者能全權決定作品的用途並因而保障由作品獲利的權益，但同時也增加了他人取用其作品的成本。若是作品的著作權保障期限太長，他人就難以利用該作品進行改編或創新，對於整個社會文明與知識的進展都會形成不利影響。在著作權法保障範圍之外的公眾領域 (Public Domain)，是任何人無須詢問、不用付費就可以任意用於各種用途的資訊資源，希望大眾能因而降低取用成本，產生更多取用文化及進行創新的機會。

公眾領域帶給社會一個很明顯的正向影響，就是讓群眾協力完成的維基百科詞條更為豐富。研究發現，維基百科有圖片的文章，比起沒有圖片的文章會吸引到更多讀者(約17-19%)，一方面可能是因為讀者喜歡圖文並茂的文章，另一方面則是許多資訊在沒有圖片時其實很難加以說明。公眾領域的圖片既然可以任意使用，就讓維基百科的創作人能搭配更多圖片寫出更詳盡的文章，也導致維基百科上1880年前出生的人有比較多圖片、比較完整的人物介紹。

公眾領域不僅對於社會文明與知識創造產生好處，對於原創者其實也會帶來好處。雖然失去著作權保障會讓原創者無法控管作品的用途，也無法獲得權利金，但是可以讓作品更快速的流傳，並重新喚起眾人對於作品和作者的興趣。

從歷史上已有許多案例可以見證：

英國浪漫時期詩人與小說家如拜倫、雪萊、濟慈、華茲華斯等人，因為當時(1774-1841年)的著作權保護期限較短，加上當時印刷技術興起，促使他們的作品快速進入公眾領域、大量散佈。英國在1841年起，逐步將著作權保護期限延長25-50年，導致其後的作品無法在短期內接觸到大量觀眾，也就無法像浪漫時期的這些作家產生這麼巨大的影響力。
1974年，Frank Capra導演、Jimmy Stewart主演的電影「風雲人物(It's a Wonderful Life)」進入公眾領域，之前這部電影已經被忽視許久，1975年有一家電視台發現他可以免費播放便在聖誕佳節上映，短短幾年內，每逢聖誕節這部電影就會在美國各地電視台播放，使觀看這部電影成為聖誕節的傳統。
2007年為法國知名管風琴家及作曲家Louis Vierne去世後的70周年。Louis Vierne有先天性白內障而將近失明，導致他的樂譜有許多錯誤，然而之前出版社受限於著作權的保障都未改正這些錯誤。值到超過著作權保障期限(70年)後，兩家德國出版社終於能發行糾正錯誤後的新版本樂譜。
佛洛伊德雖然是知名的心理學大師，然而他在1999-2009年間僅發行了16本著作。2010年，佛洛伊德的作品在義大利成為公眾領域，該年短短的九個月內就有10家出版社發行了佛洛伊德36本著作。

(圖片來源：National Telefilm Associates，電影It's a Wonderful Life截圖，為公眾領域)

至於博物館、檔案館等收藏作品的文化機構，同樣也能因為公眾領域獲利。文化機構將屬於公眾領域的作品置於網路上開放眾人使用，可以讓館藏被更多人看到、增加網站流量與機構知名度。同時，機構及使用者也能對於這些館藏進行加值，產生新的館藏使用方式，並產生與其他機構館藏進行連結與對比的可能性。

許多文化機構除了開放館藏，其實也將館藏的詮釋資料貢獻給公眾領域。當這些描述館藏作者、創作年代、創作素材、所在地等的資訊開放後，使用者就有機會能修改這些資訊，並且可以根據各自的生活用途發想如何使用這些資料開發應用服務。無形間增加了文化機構與服務對象的多種互動機會與互動方式，讓文化機構與其服務內容能更貼近大眾。

最後，公眾領域真的可以創造新的營利價值。2015年1月英國剛出爐的一份研究分析了使用公眾領域創作者在募資網站上的資金達標狀態，發現募資計劃成功率和使用第三方授權素材創作者差不多，但是如果是直接將公眾領域文學印刷出版並不會吸引大眾投資，需要將公眾領域素材改編成不同的形式才會吸引人。另外，他們也訪問了使用公眾領域創造營利產品的商家，商家指出，公眾領域素材的圖像解析度及數位檔案格式對於多媒體內容的呈現會造成很大的問題，很少人會因為公眾領域素材不具排他性而擔心競爭更為激烈。

參考資料

TPP著作權條款不合理且獨厚美國

dkoooh — Thu, 08 Oct 2015 02:00:19 +0000

柯俊如 /編譯

美國可順遂了！「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 TPP)」將要求所有會員國的著作權保護期間都至少為作者生存期間再加上70年。如此一來，日本、加拿大、紐西蘭以及其他三國都將延長他們原本的著作權保護期間，整整多了20年。延長著作權保護期間將帶給美國厚利，卻有害TPP其他六國的消費者與創作人。

(圖片來源：EFF Photos，以創用CC BY授權釋出。)

保護文學及藝術著作之伯恩公約要求多數作品的著作權保護期間為作者生存期間加上50年，這通常被用來作為美國的國內標準。

然而，1990年代後期，一些重要的作品(第一部米老鼠的卡通和喬治·蓋希文的藍色狂想曲)差不多要成為公眾領域之際，迪士尼、蓋希文家族信託與一些重要著作權人至美國國會要求延長著作權保護期間。美國國會在1998年通過著作權存續期間延長法（Sonny Bono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 CTEA）(又被稱為米老鼠保護法)，將著作權保護期間延長為作者生存期間加上70年。

接著，美國便反覆施壓其他國家也採取作者生存期間加上70年的著作權保護標準—美國通常都用自由貿易協議的手段來達成。如果其他國家想要與美國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議，美國便堅持協議內容要包含延長著作權保護期限。舉例來說，澳洲與美國簽訂的自由貿易協議中，就將著作權保護期間從作者生存期間加上50年改成70年。摩洛哥、巴林、智利和新加坡也在與美國的雙邊自由貿易協議中同意了延長著作權保護期間。

現在美國也試圖利用TPP做同樣的事情。TPP是包含12個環太平洋國家的多邊自由貿易協議，包含日本、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紐西蘭、巴林、加拿大、美國、墨西哥、秘魯與智利。雖然有不少國家反對，美國還是將延長著作權期間為作者生存期間加上70年的條款納入其中。這將迫使日本、越南、馬來西亞、巴林、紐西蘭及加拿大六個國家延長他們的著作權保護期限，最終這六個國家將受到傷害。

誰是贏家？誰是輸家？

TPP的著作權條款很明顯地對美國大型娛樂公司有利，他們將多出20年時間能保護作品權利而在這六個TPP成員國大撈一筆。華盛頓法學院的Sean Michael Flynn教授說「這對一些極度成功作品(如迪士尼動畫)的擁有者來說，真是天外飛來一筆的橫財」。

延長著作權保護期間也有利於娛樂公司的家—美國。「美國是創意內容的淨出口國」美國動畫協會國際事務與貿易政策部副總理Anissa Brennan這麼說，他們也是企業遊說團體之一。

六個受到TPP影響的國家都是創意內容的淨入口國，對他們來說一點都不公平。這些國家的消費者很可能因此要額外支付上百萬權利金給美國公司。

這些額外的權利金到底有多少萬元？一份為了澳洲國會準備的2004年之研究指出，如果澳洲根據澳美自由貿易協議，將著作權保護期間從原本的作者過世後50年延長為70年，「澳洲將每年都要在淨權利金支付費用上多支付25%...這可能會多達每年八千八百萬美金…而且這完全是轉到海外，對於澳洲來講單純就是成本。」

這還只是一個國家而已。接下來，日本、加拿大、紐西蘭及其他三個TPP成員國也將因此眼睜睜的看著每年用以支付額外權利金的上百萬元美金離開國境。

甚至，成本還不只如此。當作品要再過20年才能成為公眾領域時，這些國家的窮人將無法免費使用許多重要且有用的作品。

Flynn表示，「對於無力負擔學習資源取用成本之發展中國家而言，額外增加20年著作權保護期間意味著，又有一個世代無法免費取用原本可能會在網路上免費提供或在圖書館成為數位館藏的寶典。」

延長著作權保護期限20年還可能帶來另一個成本。當作品成為公眾領域時，它可會變成新的衍生創作之基礎，像是近年來就因為知名偵探小說夏洛克福爾摩斯成為公眾領域，才產生了又有價值又廣為眾人所知的大量衍生產品。使作品延緩成為公眾領域將因而使創作者、消費者與社會整體匱乏。

延長既存作品的著作權保護期間並不合理

TPP的支持者指出，延長著作權保護期間會帶來重要的公共政策利益。像是他們認為較長的保護期間會促成新作品的創造。

如果說這是延長著作權保護期限所根據的理由，那TPP做得太過頭了。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它同時延長了新創造的作品及既存作品的著作權保護期間。

2012年由四位法學院教授所做的文獻回顧指出:「你不可能為一個已經存在的作品提供創造誘因。因此延長既存作品的著作權保護期間只會讓現存的權利人獲得意外之財，而對於公眾整體不會有任何有關的利益。」有許多專家都持相同立場。

支持者的第二個論點是，延長既存作品著作權保護期間的確會帶來公眾利益，因為這樣會鼓勵著作權人出資保存及修復既存作品。

Anissa Brennan表示，「要不是原作受到著作權保護，企業才不會這麼做。我無法想像會有企業在沒有著作權保護的情況下做這些事。」

傳統上，著作權被合理認定為鼓勵人們花費時間與金錢創造原創作品的方式。然而，鼓勵保存及修復作品則是一個新的且不確定是否成立的理由根據，因為沒有實證研究證實要由著作權來鼓勵保存與修復。事實上，對於這種說法有顯著的對立面證據，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作品都在成為公眾領域後被保存與修復，因為圖書館、博物館與其他非營利團體一直以來都會投入時間、金錢來保存與修復這些公眾領域作品。

鼓勵新作品產生？符合新的全球標準？

延長著作權保護期間的支持者也指出，需要延長70年以鼓勵新作品的創造。理論上來說，較長的著作權保護期限會提供額外誘因讓一些作者從事原本不想操心的專案。然而，實際上並沒有證據。沒有實證性研究顯示生存期間加上50年的營利專利無法提供作家充分動機，或是生存期間加上70年會帶來顯著成長的作品數量。

保護文學及藝術著作之伯恩公約設定的著作權保護期間已經夠久了—持續到作者死後過了半世紀為止—再增加20年保護並不會帶給作者真正的誘因。有許多專家都這麼認為。

「沒有人能據證確鑿的指出，如果只保護著作權到作者過世後50年，會讓某些人拒絕創作作品，而延長為70年時就會讓他們願意創作。」渥太華法學院教授Michael Geist這麼說。

最後，TPP的支持者認為TPP會讓這些國家的法律與著作權保護的全球新標準更為一致，而能帶來貿易利益。

Brennan說：「作者生存期間加上70年是全球標準，超過90個國家都已經採用。」而且「任何對促進國際貿易及商務感興趣的人也都應該會對規則的調和感興趣，這項也包含在內。」

其他專家就此提出不同意見。「著作權保護期間的『全球標準』是作者生存期間加上50年…如果我們將全球多邊協議作為指標的話。」俄亥俄州立大學法學院教授Margot E. Kaminski表示。「這個標準在伯恩公約第7(1)條中建立，並被 TRIPS協議的第9條採納。」TRIPS即1994年世界貿易組織對於智慧財產權貿易相關面相所達成的協議，又稱為「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

雖然許多國家確實已經採用作者生存期間加上70年的著作權條款，但那並非出於國際間的共識。「這反應了美國積極透過鎖定較弱小國家制定(雙邊自由貿易)協議進行國際霸凌。」Kaminski說。

根據評論人士，如果有越來越多國家採用作者生存期間加上70年的標準，將會增加美國大型娛樂公司的利益，但並不會促成整體國際貿易。

「妥協於延長著作權保護期間並不會『促進貿易』，它延長了政府創造的壟斷期間且只為了嘉惠少數美國利益團體，而且無疑超越了以著作權法啟發新作品的限度，反而對於其他人都形成阻礙。」Kaminski表示。

孤兒作品問題與美國著作權辦公室的建議

對於受著作權保護中的作品使用者來說，創作時間的判斷常常是個難解的問題。隨著十年經過，著作權擁有人的紀錄不見了、記憶消散了、作者過世了，導致難以判斷作品著作權人是誰，或是必須花費大量金錢才能作出判斷。在此情況下，沒有人可以獲得使用這些被稱為「孤兒作品」的權利，導致其多年來無人問津。

延長著作權保護期限會使孤兒作品的問題惡化，讓更多作品變成孤兒以及增加無人能使用這些作品的期間。美國著作權辦公室領導人Maria A. Pallante在2013年的國會聽證會上解釋「在設定著作權保護期間為作者生存其間加上70年的情況下…最終會發生的是著作權人下落不明，且著作權體系設立的目標變得不那麼堅定或變得有點失焦。」

這就是美國著作權辦公室要求美國要修改其加上70年的著作權保護期間之故。Pallante建議國會將現在固定為加上70年的條款改成50年，但是可以提供延長20年的選項，如果著作權人並未主動申請延長著作權保護期間，則作品會在作者過世後50年成為公眾領域。

因此，別堅持TPP要要求所有會員國也要將著作權保護期間延長為70年，也許美國反而應該聽從自己著作權辦公室的建議。不管怎麼說，作者生存期間加上70年的著作權保護期間都不是個好的公共政策。

原文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tch-Steven Seidenberg-"TPP’s Copyright Term Benefits US, Burdens Others" 、"The Shaky Rationale For TPP’s Copyright Term"以創用CC BY-NC-SA 4.0條款授權釋出。

公眾領域實務座談與展示會：知識公共財的推動

vilyak — Mon, 14 Jul 2014 03:29:33 +0000

宮薏婷

在7月10日的炎熱下午，由台灣創用CC計畫、網絡行動科技有限公司和BOOKSHOW 說書會聯合舉辦的「公眾領域實務座談與展示會」熱鬧舉行，由台灣創用CC計畫主持人莊庭瑞先生主持，邀請法國CNRS 研究員 Mélanie Dulong de Rosnay 博士及多位各領域學者專家淺談公眾領域和著作權法間之關係、在文化發展中扮演的角色和各領域實務運用上的經驗或困難，並在會後與參加民眾進行小型交流。

上半場：座談會

上半場座談會先由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兼台灣創用CC計畫主持人的李治安先生為大家簡介著作權法除了保護著作人，同時也給予著作權人一些權利上的限制，目的是為了平衡著作人私益與公益，由此可推知國家的文化資源和著作人的創作息息相關。也因此，李治安提出「著作權法是平衡的階段性交換政策」的看法：著作權法保障著作人在一定期間內享有權利，但時效過後著作人的創作即成為公有財，屬於全民的文化資源，成為其他創作人的創意、創作基礎養分，此時「公眾領域Public Domain」即顯現出促進文化發展的重要角色地位。

李治安分享公眾領域與著作權法的關係後，便由Mélanie Dulong de Rosnay 博士分享COMMUNIA 組織就「保護公眾領域資源」所提出的政策建議、法律上建議、技術面阻礙說明等。COMMUNIA第五號建議：「Digital reproductions of works that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must also belong to the Public Domain.（略譯：所有在公眾領域中的資源仍應留在公眾領域中。）」係針對如博物館收藏品數位化資源所產生新的著作權法上權利，因權利歸屬於博物館，對本屬於公眾享有的歷史文物、藝術品收藏等其數位化資源施加使用限制、防盜拷措施等情形所提出，點出「法律不保護公眾領域資源免於受到私有化的侵害」之問題。對此，Mélanie女士建議可以先選擇小量卻關鍵的數位化資源釋出，並能使用一體適用的授權規則。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圖書資源組小組長黃凱祥先生接著分享其進行博物館資源數位化典藏時遇上的智慧財產權問題。黃凱祥提到，許多館內物件因權利人不明，導致博物館人員無從判斷該物件是否已因五十年期滿不受著作權法保護或連絡權利人進行授權，在數位化可能有侵害著作權之虞的的情況下，博物館人員勢必無法進行大規模的文物數位典藏。目前文化部聯合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美術館及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進行典藏作業，建置「文化部典藏網」，其中即包含了智財權盤點計畫，期待能讓民眾享有更多的珍貴藏品資訊使用。

隨後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助技師張藝鴻先生的分享則與Mélanie Dulong de Rosnay 博士提出的 COMMUNIA第五號建議內容前後呼應。張藝鴻提及所內的藏品很多已是屬於公眾領域的文物或出版品，進行數位典藏後卻形成許多限制，反而違背了公眾領域的精神。對此他提出數位典藏資源應採用大眾方便使用的之格式，才更符合公眾領域的精神。

上半場最後一位講者是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助技師廖泫銘先生。其以國土資訊系統為例，分享近年來隨著「地理資訊具公益性」的觀念普及，該系統已從「政府使用」逐漸朝向「民眾使用」發展；另外也分享有百年歷史地圖成為開放材料，益於研究或文創的使用，便是很好的公眾領域資源的例子。

下半場：實務展示

五位學者的分享座談結束後，緊接著由台灣創用CC計畫實習生柯俊如小姐、台灣創用CC計畫技術人員王家薰小姐、台科大資工所博士候選人張欽隆先生三位講者分別介紹展示和公眾領域相關的平台工具。

首先，柯俊如向大家介紹台灣創用CC計畫架設的「公眾領域PD4PD 網站平台」有哪些功能分類，並搭配平台的內容文字解釋公眾領域的意涵精神；接著由王家薰結合「Mediagoblin」與「台灣堡圖」作示範，簡介Mediagoblin具有支援圖像、影音上傳建檔功能及較完善的授權標章等，可作為公眾領域資源資料庫的建置平台；最後上台分享的張欽隆則向大家介紹了他和張藝鴻先生本於「讓數位典藏資源更容易被大眾方便使用」之目的所開發出的線上電子書工具：轉換公眾領域文字檔，是一套有別於Html或Css編輯碼的簡易工具，除了公眾領域的出版資源可以以簡單的格式釋出，也提供創作人一個簡易的撰寫編輯工具，讓網路上的文字資源流通能先掃除一些「技術上的障礙」。

整場座談展示會結束後，參與民眾仍留在會場分別與各學者專家交流提問。由於公眾領域是一個跨領域的知識公共財推動，參加者來自各行各業，所學背景包含科技、法律、教育、資訊等等，因此交流的公眾領域問題檢討非常豐富。期望藉由這次座談展示會，讓更多人了解公眾領域的意涵與重要性，進而讓公眾領域在實務中順利推動。

一起來看看「公眾領域計算器」！

sunlight — Thu, 17 Apr 2014 16:00:00 +0000

劉芊影

公眾領域，是創作不可或缺的一塊領域，越來越多的人也意識到它的重要性，這是一個能夠帶來創意無限、想像無限的地方。而所謂的公眾領域，除了指本身即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的部分外[1]，一般而言是指著作權保護期間屆滿之著作，該等已屆保護期間之作品即會成為公眾領域的一部分而成為大眾可以自由利用的公共財。然而，究竟要如辨識某一著作已屆保護期間或者仍受到著作權法之保護有其困難度，對於一般大眾而言，著作權法有其複雜性而不容易理解，從利用者角度而言，將可能無法清楚知道其欲使用之著作目前可利用範圍為何?此外，因為各國的著作權法規定皆不同，也會造成一個著作究竟是否成為公眾領域的一部分會因各國的著作權法規定不同而不同，必須依照各國法律個別認定之。

在當今的世界，科技日新月異，新的數位技術使的大眾相比從前能有接觸大量文化、歷史著作之機會，而這些作品當中有許多都已落入公眾領域中，於持續的數位化之下代表了大眾能夠有更多的機會接近公眾領域中的素材並為散布或再利用等等行為；但相對而言，亦有許多的作品仍受著作權法的保護，因為網路等之普及始得大家也有非常多的機會接觸這類著作，則清楚辨識哪些為有著作權之作品，哪些為可以自由利用的公眾領域素材即有其重要性，因其能幫助大眾瞭解使用的權限並能放心大膽的讓創意奔馳。然而，從前述可知，對於作品是否已經成為公眾領域時常難以明確界定，對於此一問題應該以何種方法或工具因應即值得思考。

而在國際上也有國際組織意識到此一情況並特別針對此一問題研發可能的協助工具。開放知識基金會(the 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以及Europeana Connect皆發展出「公眾領域計算器」(public domain calculators)此一工具用以協助大眾定位個別著作之地位。

圖片來源:OKFN之PD網站

就前者，亦即開放知識基金會所發展的「公眾領域計算器」(public domain calculators)而言。開放知識基金會於2006年時開始公眾領域方面之計畫，此時的目標在於辨識於英國中哪些錄音著作屬於公眾領域的一部分，而到了2007年時，公眾領域計畫的工作群和開放圖書館計畫一同工作，這時他們浮現發展一個創造辨別在各國法律之下各著作是否已經成為公共財地位之系統的理念。2008年時，開放知識基金會提出與法律專家一同合作，創造公眾領域辨別系統以因應歐洲各國不同的司法規定，這樣的討論之下也因此成立了 Public Domain Working Group來處理此一計畫的發展。而集結了大量的法律、科技專家，經過多年的努力後，開放知識基金會的「公眾領域計算器」(public domain calculators)之製作已經進行至一定程度的階段。其運作方式仰賴於將各國的著作權法製作成一種流程圖，而對於欲查詢的著作，它將會藉由比對內部的目錄元數據(bibliographic metadata)計算該著作在所指定的司法管轄領域內是否已成為公眾領域的一部分或者仍在該國著作權法之保護期限內。

圖片來源:Europeana Connect

而就後者，亦即Europeana Connect所發展出「公眾領域計算器」(public domain calculators)而言。Europeana Connect是一個由歐盟執委會資助成立的網站，而「公眾領域計算器」(public domain calculators)則是他們計畫中的一部分，此一工具的製作是由Knowledgeland以及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Law (IViR)共同完成。Europeana Connect網站的「公眾領域計算器」(public domain calculators)和開放知識基金會所進行的「公眾領域計算器」(public domain calculators)都有相同的理念，同樣皆是有鑑於確定一著作進入公眾領域之時點的困難，大眾不易判斷哪些著作屬於公眾領域而因此發展出來的工具。在該網站中提供了三種計算工具: Button-Based Public Domain Calculation、Form-Based Public Domain Calculation、Automatic Public Domain Calculation，其中Button-Based Public Domain Calculation是最基礎的計算工具，而他們的運作方式首先為選擇一個司法管轄領域後，選擇欲詢問作品的類別，之後並回答相關問題後，該網站即會根據我們所給予的資訊提供計算結果，說明該著作於我們所選擇的司法領域規定下是否為公眾領域的一部分或是仍受該國著作權法之保護。

這樣的工具若能持續發展，對於協助大眾判斷公眾領域之作品會帶來很大的方便性。雖然對於其目前之運作成效為何，仍然有待觀察，但這樣的理念亦值得所有關心這一個議題的人追隨。值得一提者，目前法國文化部欲將這一工具引入該國國內，其和開放知識基金會法國(Open Knowledge Foundation France)合作此一工具於法國著作權法之下的運作模式，欲使「公眾領域計算器」(public domain calculators)成為文化部門的教學工具，用以教導文化部門之人員判斷一個著作的法律地位而能避免錯誤判斷之出現。目前，此一工具所涵蓋的司法領域限於歐洲國家，未來若有更多的國家響應，一個世界性計算器之產生或許即為指日可待之事。[2]

[1]如我國著作權法第九條之規定：下列各款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
一、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二、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三、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冊或時曆。四、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五、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前項第一款所稱公文，包括公務員於職務上草擬之文告、講稿、新聞稿及其他文書。

[2]參考資料：
1.Calculating the Public Domain , Posted on January 14, 2014 by Primavera De Filippi
2.http://publicdomain.okfn.org/calculators/about/
3.http://www.outofcopyright.eu/index.html

豐富我們的公眾領域：工具與政策的雙重推行！

sunlight — Sat, 22 Feb 2014 16:00:00 +0000

劉芊影

牛頓曾說過一句話: If I have seen farther than others, it is because I was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們能夠看的更加遼闊，而巨人即是所有前人所累積下來的智慧結晶，以前人的技術、知識作為基礎，我們發掘探索了更多這個世界的奇妙，也生產出許多精妙絕倫的事物，使的時代不斷的進步，同樣的，以「創作」而言，不論甚麼樣的方式，都需要有靈感的啟發，而靈感的來源可能來自一個記憶、一段話、一本書、一幅畫等等，這些或多或少都會運用並奠基於前人的作品，然而，此時在鼓勵自由飛翔的創作和保護既存作品的著作權彼此之間便會產生有所衝突的拉鋸戰。

我國著作權法第一條規定:「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特制定本法。」由此可知，著作權法除了為保護著作人的著作權外，也應該兼顧社會公益，使大眾有一定對於他人著作接近利用的空間，換言之，應兼衡利用人的權益，而非一味的以保護著作權人為本位，因創作，本是一件在相互激盪之間方能迸出更強烈火花之事，如此方能確實促進文化的持續發展。而在著作權法的運行之下，受著作權保護的創作，若需利用皆需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但各國著作權法亦多會規定，於著作權保護期間屆滿後，該著作即會進入公眾領域(Public domain)的範疇，使的大眾可以盡情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使用該等著作，然而，在著作權法的歷史演變上，可以看到我們不斷的擴張著作權的保護期間，不斷擴張的結果將導致各類的作品越發難以進入公眾領域內，使的創作一事備受阻礙，此外，因著作權保護期間相當長，一般大眾亦無法輕易判斷一個著作是否已屬於公眾領域而得以自由利用，亦可能造成大眾為免有侵權風險而不敢使用，也會使創作的路上更是崎嶇難行。

據此，我們可以知道公眾領域這一個區域非常重要，它是一塊滿載各種可自由使用素材使創意無限的地方，因此，到底哪些作品或材料是屬於這一區域也就有明確界定清楚的必要性，更應該完善建立完整的公眾領域架構，對於這部分，我們應該以可行的工具和政策方式來建構並豐富這個屬於全人類資產的地方。

首先，針對工具的部分，創用CC目前對此提供兩種工具可以幫助界定公眾領域的內的作品減輕大眾侵權的風險。第一種是CC0(或稱「公眾領域貢獻宣告」)，此一工具是針對尚在著作權保護期間的著作，而著作權人主動欲拋棄著作權所給予的所有保護，希望將自己的作品置入公眾領域供大眾自由且無任何障礙運用時所可以使用的一種工具，使的大眾的利用不會受到各國著作權法或是資料庫法的拘束。而此一工具的實際運用案例中，BioMed Central(BMC)是一個已開放進用為其理念的獨立線上出版社，現在亦採用要求他們的文章數據以CC0的標誌放置於公眾領域區域內的政策；Europeana則帶領了推動世界性的數位文化遺產(digital cultural heritage)，其模式被美國數位公共圖書館所採用，且其組織亦成為開放進用的領導者，於2012年時，Europeana對於開放進用此一運動更是釋出了兩千萬筆的元數據(metadata)以CC0(公眾領域貢獻宣告)的方式使之進入公眾領域供大眾自由使用之。

CC0 Public Domain Dedication
第二種工具則是公眾領域標章(Public Domain Mark)，所謂的公眾領域標章是針對已經罹於著作權保護時效的作品，為幫助明確標示其已屬於公眾領域所發展出的一種工具。此一方式使的那些不再受到保護的作品能以簡易的方式標明，以便大眾能夠輕易辨識出。

Public Domain Mark
而對此一標章的運用，Europeana給了我們一個非常好的例示，先前提到他們使用CC0在文化著作的元數據上，同時，他們也運用了公眾領域標章來標示出在他們的數位收藏中因為著作權保護期間已明顯屆至而屬於公眾領域的作品。以這樣的方式，能夠有效幫助利用人過濾出哪類的作品因不再受著作權的限制而能為自由的使用。

圖片來源:Okänd, Okänd
再者，除了有了可以運用的工具外，同時也應該有適當的政策推行方能達到好的效果。當前，有一個國際性的協會—‘Communia’致力於公眾領域的部分，他們的衷旨在於「促進、強化並豐富公眾領域」。Communia協會制定出一份公眾領域宣言，並且提出了14項政策上的建議，他們認為應該透過公共政策上的改變以及社會運動來支持公眾領域，而其所提出的建議內容則包括了全面減低著作權保護期間、運用易於辨別公眾領域作品的方法以及強調認為公眾領域作品的數位重製品亦應屬於公眾領域的範疇等等，對於該等建議亦值得我國參考之。此外，有關於公部門訊息(PSI)的部分，於最近在歐盟的協商會議中，創用CC提出建議認為不應該附加任何條件於公部門訊息的再利用上面，而最好的方式即是直接將公部門訊息置入於公眾領域內，創用CC並指出可藉由修改各國國內得著作權法使之排除於著作權法規範之外而不受著作權之保護，至於若修改著作權法有困難者，則可運用前述所提及之公眾領域貢獻宣告(CC0)此一工具，將置放於公眾領域內以確保無限制的再利用行為。

在美國也可以觀察到其政府對於公眾領域的重視，美國聯邦機構決定了將如何來支持總統對於使大眾進用聯邦政府資助所獲得的研究成果和數據資料的行政指令，而白宮本身也指出了應該如何來實踐有關開放資料的行政指令。事實上，任何使用政府金錢所產生的資料應該要明確的標示為公眾領域的內容較適當。

對於公眾領域的政策應該要有所改變，以更積極的方式來推動我國一同建構此一領域，而上述目前其他國家或國際性組織的建議及政策等即為我國可參考並思考是否引入或推行的方向。

公眾領域並非單一個人、團體甚至一個國家的責任而已，此一領域屬於全球人類所共享，任何人都有運用其領域內素材的機會、情況和需求，我們應該共同致力於協助建構並豐富它的內容。除了運用各種工具來擴增公眾領域的內容，也需要有政策改變以及著作權改革的加入，方能真真正正建立出有豐富內容的公眾領域。[註]

[註]參考資料:
BioMed Central moves to CC BY 4.0 along with CC0 for data.
Europeana celebrates 5 years and 30 million.
Policy Recommendations.
Copyright Week: Tools and policies for building and defending a robust public domain, Timothy Vollmer, January 14th, 2014

當著作權遇上虎頭鍘—從公眾領域的本質論著作權刑罰

emyleo — Thu, 06 Jun 2013 16:00:00 +0000

張采琳/文

著作是人類文明千年來的智慧結晶，與文化、科學、藝術與產業發展關係十分密切，對於文化資產的傳承與保存不可或缺。由於科技的日新月異以及網際網路的發達與普及，加上日益低廉的複製成本，人們對於著作的取得與近用更加便捷快速，然而相對之下侵害著作權的機會亦大幅增加。我國為了因應科技的進步與國際公約之要求，著作權法幾度修正，特別是使用刑罰手段來加強著作權的保護。[1] 觀察社會現況，即使不斷地在法條中增加或加重侵害著作權行為的刑事責任，著作權侵害事件從來不曾在我們身邊真正地減少[2]，反而可能悄悄地帶來我們不曾想過的反效果。看見媒體上日益增加的著作權刑事訴訟，人們在創作的時候漸漸地畏首畏尾，影響了創作的原動力。然而，產生這樣的結果真的是著作權法所樂見的嗎？還是，在不知不覺中與著作權的目的背道而馳？

著作權的核心概念其實是由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互相交錯而成，這些同時存在於著作權之中的利益，當然也會產生利益衝突的情形。當著作權權利人要求法律針對侵害著作權制訂一套因應辦法時，中間的衝突益加激烈。在著作權這個權利本身存在著一個特殊現象：人類大部分辛勞付出的成果，一旦被他人奪取或使用之後，這樣的東西就無法再為他人所用。一杯咖啡，被他人喝掉就消失了；但是，一首歌曲，即使有人唱過或聽過，其他人仍然可以再次演唱或再度聽到這首歌，這就是著作權所具有的「共享(non-rival)」及「不可排他(non-exclusive)」特性，與傳統上的財產權概念相當不同。

多數的著作權擁護者所共同強調的重點常常在於，著作權保護了著作的「原創性」，並且以此作為著作權保護的理論基礎。對於這樣的概念，美國資訊法學者Jessica Litman就認為，其實原創性並非如想像中一般牢固，若因此過度理想化、美化了原創性這個概念，實易造成與現實之間的脫節。其實可以想見，每部作品的誕生本來就不完全是作者獨力創作的成果，創作者多少都會吸收、參考既有的作品或資訊；即使被認定為獨樹一格的作品，使用到些許純粹資料或事實也是在所難免。即使創作者自己自認為並未從他處獲得取用任何內容；相對地，我們仍然無法排除創作者以前已經閱讀過的資訊內容會不自覺地在創作者的潛意識中發揮影響。因此，原創性並非現實，多數作品仍然是在不知不覺間以前人的著作為基礎或取用前人創作出的素材為創作。[3]

在尚未出現著作權法以前，人類所創作出的種種豐富作品，存在於一個人人皆可自由使用、稱作「公眾領域(public domain)」的範圍。這些作品可謂人類共同的遺產，傳承著人類的知識、文化與歷史。這些屬於公眾領域的前人作品一直以來都是後人創作靈感或是擷取素材的來源，利用這些作品為基礎，加入個人風格與思想，發展出嶄新的創作。另一美國資訊法學者Yochai Benkler認為公眾領域是由許多「任何人都擁有的特別權利(privilege)去取用」的資訊所組成，反面推定所有的知識與資訊應皆屬於公眾領域，只有在受到著作權特定法規範的保護之下，才例外讓著作存在於公眾領域範圍之外。[4] 我們可以說，人類大部分的創作皆必須立基於前人的智識，公眾領域就如同「巨人的肩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讓我們看得更廣更遠；公眾領域扮演著文化創造與累積的重要角色，維護了創作自由與消弭原創性爭議。[5]但又如前述原創性的概念，我們無法排除已深植於腦海中的資料與事實，如何在其中判斷或揀選僅屬於公眾領域的素材而為創作，不管是對於創作人或審判者都是一大難題。

著作權法的出現不斷地縮減公眾領域的範圍，可以自由利用的素材變少，從創作的角度出發，對於創作人就創作行為本身來說，非常容易因為著作的特質導致面臨侵害他人的風險。如果說，著作本身所具有的資訊本質就是要分享，在新的數位化科技不斷地挑戰現有著作權保護的情形下，人人都走在可能侵害著作權的邊緣，就如同開車在路上隨時都有可能擦撞到其他車子一般。此時，我們出現兩種選擇：其一，因為科技進步所帶來的風險是全體人類社會所必須共同承受，法律不能製造出一個人人都有可能是罪犯的社會，財產上的侵害以民事賠償作為解決方法。其二，就是因為暴露在隨時有可能受到侵害的風險之下，所以我們必須使用更加強烈的手段，也就是刑罰，才能有效保護人民的財產權。著作權人總是主張，侵害著作權行為就如同竊盜，但是從共享性與不可排他性來看，似乎又不完全是這麼一回事，更不用說刑事程序上證據所可能出現的種種問題。當著作權人鳴金擊鼓、揚旗吶喊要將所有侵害人趕盡殺絕時，創作的本質卻告訴我們其實多數作品都是踩著前人建好的階梯慢慢往上爬才能產生，若以刑罰保護一個連原創性都無法充分保證的權利人，指控並處罰侵害著作權的正當性又在哪裡？這樣的問題值得我國社會與立法重新審視並考慮著作權刑事法規範的合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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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參見著作權法第七章罰則規定。
[2] 著作權刑事案件數年年增加，詳見司法院統計專區：http://www.judicial.gov.tw/juds/index1.htm
[3] Jessica Litman, The Public Domain, 39 EMORY L.J.965, 995 (1990).
[4] Yochai Benkler, Free as the Air to Common Use: First Amendment Constraint on Enclosure of the Public Domain, 74 N.Y.U. REV. 354, 360-63 (1999).
[5] Robert K. Merton,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A Shandean Postscript, Harcourt Brace Jovannovich, 31 (1965).

由想像力與學習的觀點論著作利用行為

emyleo — Thu, 02 May 2013 16:00:00 +0000

李治安/文

（本文擷取自<著作權法中的灰姑娘：利用人地位之探討>，刊登於《台大法學論叢》，第41卷第3期，2012年9月）

就文化概念而言，利用人之利用行為是一個其與原著作的互動過程，也是一種文化體驗，著作利用行為具有相當的社會價值，而這些社會價值常與著作權之政策目標直接相關。以美國著作權發展的歷史角度而言，法院有時會對著作權的權利範圍作相當嚴格且限縮的解釋，我們可將該等解釋取向理解為著作權制度對於著作利用行為的保障與肯定。然而，因為著作利用行為的社會價值多是隱晦且難以衡量的，所以也常被著作權學術及實務討論所忽略。就應然面而言，著作權法之立法及司法實務對於該等價值應有所體認，方能確保其在著作權政策相關分析中，考慮到利用人及利用行為之不同社會面向、價值與功能，特別是在賦予著作權人著作權保障及創作誘因時，亦應同時在天平的另一端考量利用人之權益及利用行為之社會價值。本文以下即就｢想像力｣與｢學習｣兩個觀點，析述關於著作利用的社會價值。

一、想像力

學者Jessica Litman曾指出，著作利用的價值主要在於激發利用人的想像力，進而提升社會整體的創意，因此促進想像力與創意應該是著作權法主要的政策目標之一[1]。不同的利用人對於相同著作會有截然不同的想像，這種想像力的提升其實不限於積極利用人，利用人縱使未根據其所利用的著作再從事其他創作活動，純粹消極的著作利用亦涉及相當的想像力發揮，舉凡閱讀小說、聽音樂等過程，都可促進想像力而影響利用人的生活文化品質。論者有謂，在著作利用的過程中，著作可扮演文化指引（cultural reference）的投影銀幕功能，協助利用人將其感覺、思想與經驗集中投射[2]，此即為利用人想像力發揮之基礎，而公民想像力的持續提升除可促進國民整體之創造力外，也是重要的社會資本與軟實力的構成基礎。因此，過度擴張的智慧財產權可能會不當限制人民想像力的範圍與文化的發展，反而造成與智慧財產權政策目標背道而馳的負面效果。

二、學習

利用著作之行為常可達到個人或社會學習的效果，英、美著作權法之最初立法目的係以鼓勵學習為目的[3]，近年來針對諸多著作權政策爭議，學者間開始再度重視著作權制度中關於促進學習之政策目標，如美國知名著作權學者L. Ray Patterson即認為，著作權法中諸如合理使用等對著作權限制之規範，其實終極政策目標都是為了促進、鼓勵學習[4]，而在處理著作權人及利用人不同利益的權衡問題時，法院或政策決定者也應該將鼓勵學習列為重要的政策考量依據[5]；學者William F. Patry則指出，學習是發展國家文化的最重要方法，也是創造與散布文化的必要手段[6]，而著作權制度則是社會學習的一種重要形式，因此即使是在強調作者權的歐陸著作權法體系中，鼓勵學習依然是達成著作權法促進國家文化發展政策目標的主要方法之一[7]。許多其他學者也都肯認：由於個人的學習效益可提升人類整體知識的質與量、促進資訊的流通與散布，因此促進並鼓勵學習是達成著作權法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目標的重要手段[8]；亦有論者將增進知識與學習等同於發展國家文化與促進公共利益，進而論述其價值應優於對著作人或作者之保障[9]。由這些學者的論述中我們可發現，不論將促進或鼓勵學習界定為著作權政策的目標、方法或手段，個人與社會學習目標之達成都是著作權制度所應關注的核心課題之一。

在著作利用的實況中，許多著作利用之過程雖然涉及著作人權利，但也包含更重要的學習成份在其中。舉例而言，讀書時以眉批的方式整理重點、以抄書的方式增進理解及記憶、學習書法時臨摹大師作品、學習歌唱時演唱既有歌曲及學習表演時對他人既有著作表演等，此外，英國法院也曾明確指出，為了達成促進學習的立法目標，許多未經著作權人同意的著作利用行為在政策上均應將其界定為合法，這些利用行為包括但不限於：撰寫書評或著作的摘要、修正地圖以及批評或評論等[10]。這些利用方式均涉及著作權法規範中的不同權利內涵，但就一個平衡且完整的著作權政策而言，利用行為所能達到的學習價值實應被妥適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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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essica Litman, Readers’ Copyright, 58 J. COPYRIGHT SOC’Y U.S.A. 325, 341 (2011).
[2] Justin Hughes, "Reco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Overlooked Audience Interests, 77 TEX. L. REV. 923, 955 (1999).
[3] See e.g., Litman, supra note 2, at 332-33; Michael J. Madison, Some Optimism About Fair Use and Copyright Law, 57 J. COPYRIGHT SOC'Y U.S.A. 351, 354 (2010).
[4] L. Ray Patterson, Free Speech, Copyright, and Fair Use, 40 VAND. L. REV. 1, 3 (1987).
[5] Id. at 16.
[6] WILLIAM F. PATRY, HOW TO FIX COPYRIGHT 180 (2012).
[7] Id. at 180.
[8] See, e.g., Patrick Cronin,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Copyright and First Amendment, 35 COLUM. J.L. & ARTS 221, 231 (2012); Jeanne C. Fromer,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Clause’s External Limitations, 61 DUKE L.J. 1329, 1373 (2012).
[9] See, e.g., Stephen Zinda, Preserving the Copyright Balance: Why Copyright Misuse Should Invalidate Software Licenses Designed to Prohibit Resale and Oust Service Market Competition, 48 HOUS. L. REV. 1241, 1258-59 (2012).
[10] PATRY, supra note 6, at 215.

我國著作權法下的公眾領域範圍

emyleo — Fri, 07 Dec 2012 01:30:00 +0000

林詩梅/文 [註1]

創用CC近年來推動的「公眾領域標章」（Public Domain Mark）和傳統上各創用CC授權條款有很大不同。創用CC六種授權條款，以及用來放棄所有著作權利的工具 CC0（公眾領域貢獻宣告），都是由著作人對自己的著作宣告其所採用之授權方式。而公眾領域標章，則是由著作人以外之第三人對於屬於「公眾領域」 (Public Domain)的著作予以標示。該第三人必須先有能力判斷某一著作是否屬於「公眾領域」，否則無法對於著作進行「公眾領域標章」。

本文將簡單說明我國著作權法規定中得認定為「公眾領域」著作之一般原則，並整理判斷一覽表，以利讀者辨別著作是否屬於公眾領域，是否能加上公眾領域標章。特別注意的是，因著作權法歷次修正保護客體「著作」範圍變動、或非屬著作權法第4條外國人著作、或對於其他世貿會員國之著作回溯保護規定、或受其他法規，如原住民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規範等因素可能影響公眾領域範圍，限於篇幅，不在本文討論之內。

一、欠缺原創性的著作

著作權法定義「著作」為「屬於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之創作。」換言之，「創作」才是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所謂「創作」，通常指具有原創性的作品，亦即得表現作者之個性或獨特性者[註2]。如果為欠缺原創性的著作，則不受著作權法保障，而屬於公眾領域。

二、基於公共利益不得作為著作權標的

非屬著作權標的者（著§9），亦皆屬於公眾領域，包括：
1. 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所謂「公文」，包括公務員於職務上草擬之文告、講稿、新聞稿及其他文書[註3]。
2. 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
3. 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冊或時曆。
4. 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
5. 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

三、著作權法立法前之著作

著作權法於民國（下同）17年5月14日立法，而立法時並無回溯適用之規定，故17年5月14日以前之著作，均應屬公眾領域。

四、存續期間屆滿的著作

著作財產權依存續期間屆滿而消滅（著§42），因此，存續期間屆滿的著作均屬於公眾領域。著作權之存續期間依著作不同而定（著§30~35），包括：
1. 一般原則：著作人終身及其死亡後50年。
2. 著作人死亡後40-50年間首次公開發表者：公開發表後10年。
3. 共同著作：最後著作人死亡後50年。
4. 別名著作或不具名著作：公開發表後50年。但可證明其著作人死亡已逾50年者，其著作財產權消滅。另，如著作人之別名為眾所周知者，則適用著作人終身及其死亡後50年之一般原則。
5. 法人為著作人之著作：著作公開發表後50年。[註4]
6. 攝影、視聽、錄音及表演之著作財產權：著作公開發表後50年。[註4]

除前述各類著作外，我國著作權法第79條下並有製版權規定。製版權非著作權，所保護的是製版人就屬於公眾領域之文字著述或美術著作（無著作財產權或著作財產權消滅，如古字畫、古地圖等）所製作之版面；亦即，製版人僅對於版面，專有以影印、印刷或類似方式重製之權利，對於內容並無專有權利。由於製版權保護的是對於著作的重新利用，而非創作，故採登記保護主義，保護期間為製版完成時起10年。受製版權保護之出版物，經過10年後也落入公眾領域。

前面所提為現行著作權法規定下各類著作之著作權存續期間。由於著作權法歷經多次修訂，包括17年制訂之著作權法採註冊保護主義， 74年7月10日修正成創作保護主義；著作財產權存續時間從著作人終身、但讓與或繼承後受讓人或繼承人再享有30年為原則，至81年6月10日修訂為以著作人終身再加50年為原則等。若著作屬前述法規修訂前完成者，如何判斷屬存續期間屆滿而落入公眾領域之著作，甚為複雜，以下謹整理一般原則：

1. 74年7月10日前完成之已註冊著作，若該著作於81年6月10日時仍在修正施行前舊法存續期間者，其存續期間變成著作人終身加50年。
2. 54年7月11日至74年7月9日間完成之未註冊著作，若該著作於81年6月10日時仍在修正施行前舊法存續期間者，其存續期間變成著作人終身加50年。換言之，54年7月11日前完成之未註冊著作，應可推定屬公眾領域。
3. 74年7月10日起完成之著作，存續期間均為著作人終身加50年。

五、著作人聲明拋棄著作權之著作

如著作人聲明拋棄其著作權，如標示為CC0（公眾領域貢獻宣告），則該著作亦應屬於公眾領域。然而，由於著作權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著作人得自由處分其著作財產權，應無疑義，但著作人格權是否得予以拋棄？

著作權法明定，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不得讓與或繼承(著§21)，惟著作權法並無類如民法第16、17條禁止拋棄權利能力及自由之規定；著作人格權得享有者與其存續期間等規定，亦與民法人格權不同[註5]，故著作人格權之拋棄是否應準用或類推適用民法而無效，不無疑問。不過，目前實務上似乎傾向認為，著作人格權拋棄是否有效，應依民法規定判斷，但得約定不行使[註6]。因此，若著作人非聲明拋棄其著作人格權，而是聲明不行使著作人格權，應為有效方式。

附表：現行著作權法下，公眾領域簡易判斷一覽表：（以民國102年為例）

類型		著作權存續期間	落入公眾領域之時間點（以民國102年為例）	備註
不具原創性之著作		無	是
不得為著作權標的		無	是
自然人著作（攝影、視聽、錄音及表演以外之著作）	個人著作	至著作人死亡後50年	民國51年(含)以前死亡者之著作
	共同著作	至最後死亡之著作人死亡後50年	最後死亡著作人死亡時間在民國51年(含)以前之著作
	死亡後40-50年公開發表	公開發表後10年	著作人於民國41年(含)前死亡且於民國92年(含)前公開發表之著作
	別名或不具名著作	公開發表後50年或死亡後50年（取其較短者）	民國51年(含)前發表或著作人於民國51年(含)前死亡之著作	別名為眾所周知者，不適用
法人著作（攝影、視聽、錄音及表演以外之著作）	有公開發表	公開發表後50年	民國51年(含)以前公開發表之著作
法人著作（攝影、視聽、錄音及表演以外之著作）	未公開發表	創作完成50年	民國51年(含)以前創作完成之著作
攝影、視聽、錄音及表演著作	有公開發表	公開發表後50年	民國51年(含)以前公開發表之著作	攝影及電影著作於民國74/7/10修正前保護期限為10年，因民國79、81年修正之回溯規定，如為民國 54/7/10(含)以前發行之未註冊攝影著作，及民國64/7/10(含)以前發行之註冊攝影著作，均屬公眾領域。
攝影、視聽、錄音及表演著作	未公開發表	創作完成50年	民國51年(含)以前創作完成之著作
衍生著作、編輯著作		衍生著作、編輯著作以獨立著作保護，其權利存續期間視其符合前述著作情形而定。		翻譯著作於民國74/7/10修正前保護期限為20年，因民國79、81年修正之回溯規定，如為民國54/7/10(含)以前發行之翻譯著作，屬公共領域。
製版權		製版後10年	民國91年 (含) 以前製版者	非著作權、採註冊保護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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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作者為南國春秋法律事務所律師。
註2. 如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828號判決：「足以表現作者之個性或獨特性之程度者，始受著作權法之保護；如其精神作用之程度甚低，不足讓人認識作者之個性，亦或係拼湊堆砌既存材料，則不得為著作權之客體」。
註3. 不過，政府機關出版品不一定等於「公文」，可能是由公務員或委外完成之創作，而受著作權法保護，但其利用可能屬於合理利用範圍（著§50）。
註4. 法人著作與攝影、視聽、錄音及表演之著作如在創作完成時起算50年內未公開發表者，其著作財產權存續至創作完成時起50年。
註5. 這些人格權上的差異包括：著作人格權得為自然人或法人享有，民法人格權專屬於自然人；著作人死亡或消滅時，著作人格權之保護視同生存或存續（著§18），民法自然人死亡時其人格權則消滅。
註6. 參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0年3月22日電子郵件字第 1000322c 號及內政部（83）台內著字第 8304406號函釋。另，雖則前開函釋內所稱「約定」似指契約雙方約定之雙務行為，但著作人以單方聲明不行使，應仍屬有效。

由著作權之立法目的談利用人之地位

emyleo — Thu, 04 Oct 2012 16:00:00 +0000

李治安/文

（本文擷取自<著作權法中的灰姑娘：利用人地位之探討>，即將刊登於《台大法學論叢》）

著作權法是一部兼顧公益與私益的法律，透過平衡著作人之權益保護與社會大眾對著作接近使用之機會，以達到著作權法第一條｢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的終極政策目標。然而，國家文化發展與進步是一個頗為抽象的概念，如將此抽象概念落實到具體的文化生活中，則著作權法的施行除了可以豐富整體社會文化資源及公共領域外，最重要的是讓所有潛在的著作利用人能有機會合法利用著作[1]，換言之，著作權法賦予著作人權利及誘因的真正目的，其實是為了實現由利用人權益所組合而成的公共利益。

因此，美國著作權法學者Lyman Ray Patterson在其著作中一再強調，著作權法應該是一部關於著作利用人權利的法律（law of users’ rights），而非著作人權利之法律[2]；此外，學者Jessica Litman也認為，所有著作權法條文的設計，應該都是為了終局地鼓勵或促進利用人對於著作的利用，否則任何對著作人的保護都不具意義[3]。再者，就英、美智慧財產權發展之歷史而言，全世界第一部著作權法英國的安妮法（Statute of Anne）及美國憲法第1條第8項第8款的智慧財產權條款之最初立法目的均為「鼓勵學習」（the Encouragement of Learning），這亦可看出著作權法最初的立法目的其實是以利用人之學習為本位的。

然而，由於著作權保護範圍不斷擴張，且著作權法的規範模式是以著作人之著作權為核心，先勾勒出具體的權利範圍，而涉及利用人權益之規範則通常以著作權之限制、例外、抗辯或救濟性的方式呈現[4]，因此極易讓人感覺，相較於著作人之著作權而言，利用人之權益在著作權制度中是屬於邊陲、次要的，進而認定著作權法是一部以保護著作人權利為首要目標的法律，也因此忽略了著作權法中追求社會公共利益及利用人利益的政策目標。

此外，由於著作權制度中對於利用人權益至關重要的合理使用原則，在適用上含有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因此對一般風險趨避（risk adverse）的利用人而言，為了避免涉入著作權侵權風險，有時其並不會將合理使用認定為其合法利用他人著作的合法權源或範圍，此亦導致在實際的文化創意環境中，常發生合理使用範圍被利用人自動限縮或所謂的著作權外溢（copyright overspill）現象；這些發展趨勢配合近年來以誘因為中心的智慧財產權研究及政策分析，也很容易使許多論者忽略了利用人及利用行為在著作權制度中的應有地位；再者，在著作權法的立法過程中，因為高度集中整合的著作權產業挾帶著豐沛的資源，常可影響立法走向，但相對而言，利用人卻因過度分散、集體行動成本過高等因素，因而導致其權益常在立法過程中被忽視。

準此，近來在學界及實務界都不斷有呼籲回歸原始立法目的之聲浪，蓋著作權法真正之立法目的係為促進國家文化發展之公共利益，而賦與著作人著作權只是為了達到該目的的手段，若錯把手段當成目的，則不但原來立法目的無法達成，且可能會造成限制競爭及不利文化發展之不良後果。少數論者將著作利用人全部汙名化為海盜、小偷或創意殺手，或將利用人當成著作權本身及著作權產業之敵人，渠等視著作權保護為著作權法之唯一立法目的，即為前述錯把手段當成目的之著例。

以美國為例，許多法院判決都明確指出，賦與著作人或作者有限期間的壟斷並保障其著作權只是著作權法的次要目標，而著作權法的主要目標還是在保障公眾接近使用著作之機會，為了達成此政策目標，立法與司法機關對於著作權之適當限制即具正當性基礎[5]，部分重要學術論著也曾表達過相同的立場[6]，甚至明白指出，原則上所有的資訊均歸屬於公共領域，而受到著作權法明文保護的資訊，其實是資訊環境中的例外，而非常態[7]。又所謂公眾接近使用著作之機會如進一步具體化，即為不同利用人之利用情境，由此可見利用人之利用權益其實與著作權法之制度設計目的密切相關。

我國學者近年來亦開始逐漸關注與利用人權益相關的著作權核心問題，如劉孔中教授主張，合理使用等對智慧財產權之限制及例外其實是開放式的概念，對其解釋時不應適用「例外從嚴」的法律解釋原則，而應體認該等「開放式的權利限制」在立法目的與政策上的樞紐地位，因此應對其從寬解釋[8]；加拿大最高法院對於該國著作權法中的「公平處理」（fair dealing）原則亦採取類似的從寬解釋方法[9]；美國則有學者指出，該國著作權法中的防盜拷措施免責規定（相當於我國著作權法第80條之2第3項）雖然表面上是在例外的情況下限制著作權人的權利，但其真正的立法目的是為了保護利用人權益，對利用人權益之保護是原則而非例外，因此美國著作權局（Copyright Office）對該等例外規範所採取的過度嚴格解釋，已使得原本的立法目的被破壞殆盡[10]，此論述與上述我國學者所提出的「開放式的權利限制」概念不謀而合。

以上所述關於國內、外學者及法院細心維護合理使用及其他智慧財產權限制相關法律範圍的思維，其實就是體認利用人權益及著作權法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立法目的之具體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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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務上不乏將著作權法第1條之「調和公共利益」及「促進文化發展」之立法目的連結到著作利用人之判決，如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著上易字第1號民事判決：｢為調和著作權人之權利及特定之社會利益，或為促進文化發展之公眾使用利益，著作權法第4章第4款訂有對著作財產權之限制規定，其中包括於制定法律時，立法者即已斟酌相關社會公共利益之需求，認為在該一定條件下，使用人使用該著作，係屬合法行為，不應認為係侵害著作財產權｣；相同見解尚有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著訴字第45號民事判決等；又如台北地方法院98年度易字第1809號刑事判決：「就社會整體而言，如過度保護著作權，將造成一般人利用之困難，而阻礙學術交流發展與知識傳遞，有礙社會公益，殊非著作權法保護私人著作權利之本旨」。
在合理使用相關分析中，亦有相同的連結，參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著訴字第8號民事判決：「如果使用者之使用目的及性質係有助於調和社會公共利益或國家文化發展，則即使其使用目的非屬於教育目的，亦應予以正面之評價；反之，若其使用目的及性質，對於社會公益或國家文化發展毫無助益，即使使用者並未以之作為營利之手段，亦因該重製行為並未有利於其他更重要之利益，以致於必須犧牲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去容許該重製行為，而應給予負面之評價」。
[2] See L. RAY PATTERSON & STANLEY W. LINDBERG, THE NATURE OF COPYRIGHT: A LAW OF USERS RIGHTS (1991); L. Ray Patterson & Stanley E. Birch, Jr., A Unified Theory of Copyright, 46 HOUS. L. REV. 215, 313 (2009); L. Ray Patterson, Free Speech, Copyright, and Fair Use, 40 VAND. L. REV. 1, 53-63 (1987); L. Ray Patterson, Eldred v. Reno: An Example of the 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8 J. INTELL. PROP. L. 223, 228 (2001).
[3] Jessica Litman, Readers’ Copyright, 58 J. COPYRIGHT SOC’Y U.S.A. 325, 329-30 (2011).
[4] 我國實務多認為合理使用在法律定性上係一抗辯或侵權阻卻事由，參臺灣高等法院83年度上易字第2424號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著訴字第2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著上字第5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著訴字第8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著訴字第45號民事判決、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刑智上更（一）字第16號刑事判決及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著訴字第85號判決等。美國法院亦多將合理使用定性為抗辯，而非權利，參Alex Kozinski & Christopher Newman, What's So Fair About Fair Use?, 46 J. COPYRIGHT SOC'Y U.S.A. 513, 523, 525 (1999); Madison, supra note 18, at 354。
[5] See, e.g., Campbell v. Acuff-Rose Music, Inc., 510 U.S. 569, 575-76 (1994).
[6] See, e.g., Stephen Breyer, The Uneasy Case for Copyright: A Study of Copyright in Books, Photocopies and Computer Programs, 84 HARV. L. REV. 281, 325-27 (1970); Harry N. Rosenfeld, The Constitutional Dimension of “Fair Use” in Copyright Law, 50 NOTRE DAME L. REV. 790, 796-98 (1975).
[7] Yochai Benkler, Free as the Air to Common Use: First Amendment Constraint on Enclosure of the Public Domain, 74 N.Y.U. L. REV. 354, 360-63 (1999).
[8] 劉孔中（2011年10月），〈莫忘初衷：對兩岸著作權修法之期許〉，頁24-25，發表於：《2011第三屆兩岸四地著作權法律制度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北京大學法學院、北京大學知識產權學院（主辦），台北。
[9] CCH Canadian Ltd. v. Law Society of Upper Canada, [2004] 1 S.C.R. 339 ¶ 48, 2004 SCC 13 (Can.).
[10] Elizabeth F. Jackson, The Copyright Office's Protection of Fair Uses Under the DMCA: Why the Rulemaking Proceedings Might Be Unsustainable and Solutions for Their Survival, 58 J. COPYRIGHT SOC'Y U.S.A. 521, 528-33 (2011).

幽默不起來的創意？─論商標之戲謔仿作

paolatang — Fri, 03 Aug 2012 03:43:02 +0000

吳佩凌/文

在狗的絨毛咀嚼玩具上印上知名精品商標 LOUIS VUITTON 之經典圖紋，是仿冒？還是幽默創意？對 LOUIS VUITTON 來說，印上名牌經典圖紋的狗玩具是仿冒品，廉價絨毛仿製成的經典圖紋上沾滿狗狗的口水更是種冒犯。隨著1960年代起，商標戲謔仿作的逐漸盛行，此議題現已廣受各界關注。可惜的是，國內關於戲謔仿作之介紹多集中在著作權方面，商標之戲謔仿作則仍十分匱乏，故本文擬介紹幾個美國實務發展的代表性案件，期能協助讀者對於商標之戲謔仿作有初步的了解。

一、前言

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禁止國會制定任何法律剝奪言論自由；美國商標法之立法本意則是鼓勵公平競爭，讓商業使用註冊商標來表示產品或服務的來源。然而言論思想之表達早已不拘泥於傳統形式，透過蓄意仿製知名商標以傳達特定思想者，在創意漸趨大膽前衛的今日並不罕見。但未經授權，即以他人之商標為自己表達思想所用，不免與商標權人所享有之商標專用權利相衝突。此時究應將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保護言論自由之精神延展到極致而一律予以保護；抑或優先保護商標權人所享有之商標法上權利？始終是個難解的習題……。

二、戲謔仿作於美國法上之發展概況

1979年 Dallas Cowboys Cheerleaders, Inc. v. Pussycat Cinema, Ltd. 一案[1]，被告製作了一部下流、令人反感的色情影片，使片中主角穿著與 Dallas Cowboys Cheerleaders 的制服極其相似之服裝從事各種性行為。被告於審理過程中援引了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之權利，但法院認為，有太多侵害他人商標權以外的其他方法，足使被告表達對於體育運動界情色風氣的評論；且被告影片的呈現方式可能引導大眾誤認該影片為原告隊員拍攝的作品，故下達了禁制令。許多評論家注意到，法院判決的背後似乎是一種價值信仰，即不容許內容「粗俗下流又令人噁心」的作品。

然而在1987年 L.L. Bean, Inc. v. Drake Publishers, Inc. 的案件中[2]，法院轉持寬容態度，認為戲謔仿作仍應擁有本質上的自由─無論是作為娛樂、或是社會及文學批評的一種形式…。法院並於判決中說道：商標的戲謔仿作，即使令人討厭，也有某種訊息的傳達，該訊息可能只是，不需要總是把企業和產品形象看得那麼嚴肅；我們有嘲笑該圖像以及嘲笑該標誌所連結之對象的自由。雖然該訊息缺乏明確的政治性內容，但沒有理由使其受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較少的保護。

兩年後的 Rogers v. Grimaldi 一案[3]，法院發展出著名的 Rogers 平衡測試法。該測試以「避免混淆的公共利益」與「自由表達的公共利益」為天秤的兩端。要求未經授權的使用須與表達性作品具有最低程度的關聯，以確保表達性作品是真正的文化貢獻，而不是一個商業的搭便車行為。

接著時間推展到了2007年 Louis Vuitton Malletier S.A. v. Haute Diggity Dog 的案子[4]。一個販賣狗玩具的商人銷售一款狗的咀嚼玩具，以粗糙的絨毛仿製當時最受歡迎的LV包包或飾品。該狗玩具以 CHEWY VUITON 為其商標名稱，藉以對 LOUIS VUITTON、以及對普遍存在炫耀性消費的社會現象做出評論。狗狗們似乎都很喜歡；但 LOUIS VUITTON 的品牌擁有者卻一點都不感到幽默。在歷經簡易判決與上訴後，狗玩具贏得了這場訴訟[5]。

法院於本案將「戲謔仿作」定義為：基於商標目的，藉由並置對該商標的不敬表示與該標誌擁有者所設定創建出的理想形象，傳達一個簡單的娛樂形式。並補充：「戲謔仿作必須同時傳達兩個互相矛盾的訊息：這是原作品，但又不是原作品，而是戲謔仿作。」法院認為，Haute Diggity Dog 並沒有減損 LVM 的商標本身得作為識別單一商品來源的能力，且並沒有類似到足以削弱 LVM 商標的特殊性。

這是一個戲謔仿作成功在商標侵權訴訟中全身而退的例子。在2003年的 Mattel, Inc. v. Walking Mountain Prods. 案[6]中，法院便曾說道「戲謔仿作是一個社會以及文學批評的形式，它具有如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下，言論自由之社會重大價值。」且「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的保護不只適用在表達清楚者、玩笑有趣者、和戲謔仿作成功者」…。綜覽自1960年代至今之相關判決，似可推認美國法院已漸趨以寬容的態度來看待戲謔仿作。

三、戲謔仿作之難題

然誠如學者所言，肯認戲謔仿作社會價值的同時，必須進一步思考，基於尊重自由言論的考量，使得戲謔仿得作為抵擋侵權控訴的盾牌，無疑係同時犧牲了商標所有人以龐大成本建立而成的品牌價值利益，與大眾清楚識別產品及服務來源的公共利益，是以評論的表達不應毫無節制，在評論中似乎仍需要存在一些界線。或有建議，「模仿手法過於粗劣下流無法見容於當下的社會風俗規範」（如 Dallas Cowboys Cheerleaders 案）似乎可為其中一個把關的界線；而「一個戲謔仿作的特質，是否可被合理察覺」可為另外一個門檻，因為如果戲謔仿作的價值是對於原作評論或批判的一種溝通，那麼該溝通的語言就必須要能被理解。

在商業競爭的舞台上，商標是識別某商品、服務或與其相關具體個人或企業的顯著標誌，且對商標註冊人亦是一種獎勵，使其商品或服務能獲得承認和經濟效益；然而當應用在非競爭者上時，該保護便扼殺了批評與評論，並且過度威嚇藝術的選擇，因此不可不慎。此外，由於戲謔仿作所傳達之訊息是否具有社會價值而有保護之必要性不免涉及主觀認定，故當前最迫切者，便是找出一套妥善的判斷標準；試想若允許法院任意決定何者為與表達性作品一致之社會言論價值，便形同使法院以想像力與創造力進行無標準的運作，司法系統將不免大亂。

故商標戲謔仿作之議題實有賴實務界與學界將之發展的更臻完善，也希望本文對於戲謔仿作的介紹能使讀者有所收穫。

[1] Dallas Cowboys Cheerleaders, Inc. v. Pussycat Cinema, Ltd., 604 F.2d 200, 202-03 (2d Cir. 1979).
[2] L.L. Bean, Inc. v. Drake Publishers, Inc., 811 F.2d 26 (1st Cir. 1987).一個著名的戶外裝備及服飾製造商控告 High Society 雜誌的出版社，被告雜誌有兩頁的部分標記 “L.L. Beam's Back-to-School Sex Catalog”，以一種下流的幽默詮釋，描繪裸體模特兒以色情的姿勢使用產品。緬因州的簡易判決認為此舉可能削弱該著名商標的識別性，且已使消費大眾對 L.L. Bean 商標產生負面印象與評價，導致商標本身之價值降低或減損，而有商標減損的淡化現象，但嗣後被推翻。
[3] Rogers v. Grimaldi, 875 F.2d 994, 997 (2d Cir. 1989).一部名為“Ginger and Fred”的義大利電影，由兩位夜總會舞者 Pippo 與 Amelia 演出，其模仿了 Fred Astaire 和 Ginger Rogers 的舞蹈演出，此模仿使她們分別得到 Ginger 和 Fred 的綽號，而該綽號也成為電影的名稱。原告是 Ginger Rogers，主張錯誤標示與侵害她所擁有的形象權。
[4] Louis Vuitton Malletier S.A. v. Haute Diggity Dog, LLC, 507 F.3d 252 (4th Cir. 2007).
[5] Haute Diggity Dog 所從事的業務中，有部分是在嘲笑知名商標品牌，如尚有 CHEWNEL NO. 5, FURCEDES, JIMMY CHEW, DOG PERIGNONN, SNIFFANY & CO., and DOGIOR…等。其在訴訟過程中積極爭論並沒有合理的證據顯示有混淆的可能性，因為其以模仿知名商標的方式來銷售其產品之行徑在市場上早已富有盛名。戲謔仿作賴以成功的要素之一，便是使人不誤認該仿作即為原作，如此方得以傳達戲謔之訊息並達到預期之戲謔效果。故 Haute Diggity Dog 宣稱，其著名的商標模仿行徑，避免了消費者混淆的可能性，而成功達成戲謔仿作之效果。
[6] Mattel, Inc. v. Walking Mountain Prods., 353 F.3d 792, 796 (9th Cir. 2003).一位攝影家用各種荒誕且經常帶有性的觀點創造了一系列的照片(“Food Chain Barbie”)描繪 Barbie 洋娃娃：他通常描繪一個或多個裸體的 Barbie 洋娃娃與古老的廚房設備並置在一起。例如“Fondue a la Barbie”描繪 Barbie 的頭放在一個火鍋裡。